马可·波罗是世界著名旅行家，1254年出生于意大利的“水城”威尼斯，父亲和叔父都是当地富商。1271年，马可·波罗随父亲和叔父由威尼斯出发，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经两河流域、波斯及中亚等地进入今我国新疆境内，后经过河西走廊来到元上都，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三人为蒙元朝廷做事。

当时的马可·波罗正值年少，风华正茂。他迅速学会蒙古语和汉语，而且擅长辞令，办事干练，受到忽必烈、蒙元贵族及汉族上层的赏识。忽必烈经常派年轻的马可·波罗巡视全国各行省，还曾代表元朝政府出使安南、爪哇、苏门答腊等国。有一次，马可·波罗受忽必烈派遣，由元大都（今北京）出发，先后至今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云南等地巡行。1295年，马可·波罗回到威尼斯后，曾在著名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（下简称《游记》）中提及了自己在今山西境内的经历，作为当时元中书省“腹里”地区的太原府，也出现在他的《游记》中。

《游记》中写道，“从涿州经契丹省向西旅行十天，我们到太原府城（Tainfu），那时候我们经过许多好的城市集镇”。所谓的“契丹”并非为契丹族，而是当时中亚、西亚及欧洲外国人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统称。马可·波罗还写道，由大同府向太原府南下的一路上有许多城镇、关隘和乡村，及“工商繁盛之聚落与美丽田亩”，细心的马可·波罗还注意到，在大同往太原的路上，许多村落都建有围墙，与中国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一致。时至今日，在雁门关附近的山阴、代县、广武等地，依旧存有金元时期的城墙遗址。当时的太原府为华北名城，金元至明代都有“花花真定府，锦绣太原城”之称，马可·波罗被太原府的繁华深深吸引，他写道，“这城很大很华丽，城中商业（手）工业很是繁盛”。这一时期的太原，虽历经金元时期的战乱破坏，但在元初忽必烈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下，逐渐恢复了生机。作为元朝政府“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冀宁路”的行政中心，太原汇聚了各路人才和资源，为后来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商人家庭出身的马可·波罗非常留意太原府境内繁荣的工商业。他发现，当时华北地区大多数城镇都不酿酒，而太原府及附近地区居民则非常喜爱酿酒，特别是当地人还会酿制欧洲人喜爱的葡萄酒，使马可·波罗感到一丝震惊。“太原府……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，酿葡萄酒甚饶。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。”其实，早在汉代，太原及附近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葡萄，并以之酿酒。到了唐宋时期，太原的葡萄及葡萄酒已是名满天下，《唐书》记载：“太原平阳皆作葡萄干，货之四方。”《太平御览》也记载，李世民在山西期间，就特别钟爱清徐的葡萄酒。

太原府繁荣的桑蚕业也受到马可·波罗的关注，他在《游记》中写道：“此处亦饶有桑树，其桑叶足使居民养蚕甚多。大可汗军队所需要的军装，大半皆在此城中制造的。”元初，一向崇尚“马上治天下”的蒙古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农桑生产的政策，由此可见，马可·波罗来到太原时，“劝课农桑”的政策已经得到了落实。马可·波罗还注意到，今山西省境内许多地区都在使用煤炭：“有一种黑石，从山上掘出，和别的石头一样。燃烧如木材。这些石头燃烧时没有火焰，只有在开始点火时有一点火焰，保留在红热状态。这种石头放出很大的热量，它们燃烧着比木材好些。如果你夜间把它放在火中，点得很好。我真实告诉你们罢，这石头全夜在那里燃烧。”

马可·波罗也记载了当时太原居民的风貌。“太原府城居民颇有礼貌，盖沿途城市密接，行人来往甚众，商货灌输甚多故也。”在山西期间，马可·波罗还记载了元朝政府在山西太原府、大同府、平阳府（今山西临汾）、河中府（今山西永济）、解州寨堡（今山西运城解州镇）等地的救荒制度。“大汗看见五谷丰富和低贱时，他命人聚集和储存，大城中有大量房子专为储藏五谷而建造……大可汗用这种方法代他的人民储藏五谷以免五谷饥荒。”这种做法便是元代沿袭宋金时期的“常平仓”制度，防止“谷贱伤农，谷贵伤民”。

马可·波罗的太原之行，为元初的太原历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域外视角。从繁盛的工商业、独步华北的葡萄酒酿造，到发达的桑蚕业与煤炭开采、使用，再到有礼的居民与完善的救荒制度，《游记》中的点滴记载，既印证了太原的历史盛名，也折射出当时山西的经济活力与社会风貌。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录，不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，更让太原的古代文明在世界视野中留下鲜明印记。

信息来源：双塔文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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